李铁之后中国足坛再有人被查！他们是谁？什么来头？******
中新网北京1月19日电(记者 卞立群)年关岁尾，中国足坛继续不平静。
19日，据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消息，中国足球协会第十一届执委会成员、原秘书长刘奕，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部长陈永亮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这是继中国男足前主帅李铁之后，中国足坛再有重磅人物被查。
刘奕或早已淡出足协核心层
其实早在前几天的中国足协执委会上，就已经初露端倪。
会上除了探讨中国足协2022年工作情况及2023年工作计划、职业联赛2022年工作情况及2023年工作计划之外，还决定免去中国足球协会原秘书长刘奕的职务。
中新网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年中，刘奕就已经基本淡出中国足协的主要工作。
刘奕初入足协在2019年8月，当选第十一届执委会成员，而后进一步当选中国足协秘书长。
刘奕(中)。中新网记者 卞立群 摄2019年10月，当时上任不久的刘奕曾出席中国足协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宣布职业联盟筹备工作等事宜。
他曾表示：“职业联盟的筹备工作今年(2019年)推进速度很快，职业联盟将于年底前完成挂牌，下赛季中超将由职业联盟完全自治，中国足协拥有中超产权和监督权，不参与日常管理，只监管重大事项，对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定权。”
但此后职业联盟并未在2019年年底完成挂牌，直到今日也只是以中足联筹备组的方式存在。
资料图：中超联赛。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2020赛季中超联赛受疫情冲击，采用封闭赛会制进行，在赛季结束后，刘奕曾用四个词总结赛季——“责任担当，科学管理，唤燃亿心，继往开来。”
不过在之后的2021赛季，刘奕开始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据公开资料显示，刘奕还在早年间运作过孙继海转会曼城，运作英国名帅威尔金森执教上海申花等。曾在专访中大谈自己在体育经纪人行业的蓝图构想。
刘奕(右二)。图片来源：IC photo陈永亮曾被卷入上一次反赌扫黑
相比长时间在“幕后工作”的刘奕，在前台的陈永亮更被球迷熟知。
出任过国家队管理部部长、中超联赛部部长、中超公司董事等职务的他，经常出现在公开场合。
而在中国足坛上一次反赌扫黑风暴中，陈永亮的身影也曾出现过。
据公开报道，陈永亮曾与主管裁判工作的李冬生有过紧密联系。
“2005年2月至2008年3月，两人先后六次以虚开发票的方式从裁判人员培训地方承办单位的代收款项中套取公款46300元，李冬生实际分得23300元。2007年2月至2009年5月，两人利用中国足协技术部组织裁判人员培训等职务便利，先后十次以收取光盘费、资料费等名义，向每位学员收取培训费100元，后陈永亮通过各种名目将部分培训款项在足管中心或地方承办单位的财务账目中核销，共得71500元，李冬生实际分得36900元。”
2012年，李冬生因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成为当时足坛反赌扫黑风暴中入狱的足协官员之一。
陈永亮。图片来源：IC photo期待成中国足球走出低谷契机
十年过后，中国足坛再次来到风口浪尖。在刘奕和陈永亮之前，中国男足前主帅李铁涉嫌严重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而广东省运会男子足球乙A(U15)组决赛也在去年夏天发生假球事件。最终，广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禹平等16名干部被严肃问责，中国足协对广州市足协主席谢志光、恒大足球学校校长王亚军等6人做出行业处罚。
这些都让目前低谷中的中国足球，形象一跌再跌。
资料图：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足客场1:3越南，彻底无缘卡塔尔世界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在19日晚，中国足球协会党委第一时间召开扩大会议，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球协会党委书记杜兆才，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陈戌源和协会副主席、驻会执委等与会人员逐一表态发言。
大家一致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决定对刘奕、陈永亮进行调查，充分体现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足球领域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充分体现了足球领域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中国足球协会坚决拥护、坚决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对刘奕、陈永亮进行调查。
期待在 “挖起萝卜带出泥”之后，中国足球的发展环境能够进一步变清朗，让违法违纪行为无处藏身。也希望这一次，能够成为中国足球走出低谷的契机。(完)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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